王股長點了點頭,在記錄本上劃了幾筆,繼續問道:“近期部內風聲較緊,劉文忠科長的事情你也知道。據我們了解,你與后勤部一些人員也有工作往來。請問,你與劉文忠本人,或他科室的其他人員,有過哪些具體接觸?”
這個問題更加直接,試圖將我與劉文忠案聯系起來。我神色不變,坦然回答:“我與劉科長僅在幾次跨部門協調會上有過照面,并無私交。工作接觸僅限于公文往來,最近一次是兩周前,就一批訓練器材的倉儲位置通過電話進行確認,通話內容有記錄。與其他后勤人員的接觸,也均屬正常公務范疇,有文件為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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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回答滴水不漏,將所有接觸都限定在公開、合規的框架內。
王股長似乎對我的回答不太滿意,但又找不到明顯的漏洞。他沉默了片刻,突然換了個角度:“最近社會上關于‘共諜’的傳聞很多,聶副官對此有何看法?在工作中,是否察覺有任何異常情況或可疑人員?”
這是一個陷阱式的問題,意在試探我的政治立場和警覺性,甚至可能誘使我發表不當言論或指認他人。我心中冷笑,面上卻露出適當的嚴肅和一絲恰到好處的“憤慨”:“共匪潛伏,危害黨國,人人得而誅之!卑職在吳次長身邊工作,深感責任重大,時刻謹言慎行,對于部內同仁,皆以公務往來,未曾察覺任何異常。若發現可疑,定當立即上報!”
我的回答立場鮮明,又巧妙地避開了具體指認,將話題拉回到自身職責。
見正面進攻難以奏效,王股長的語氣稍微緩和了一些,但問題依舊尖銳:“吳次長工作繁忙,你作為副官,接觸機密較多。請問,你是如何確保經手文件的安全,以及……如何管理自己的社交圈子的?”
這個問題暗藏機鋒,既考察我的保密意識,也可能在試探我是否有不為人知的社交活動。我依舊沉著應對:“卑職嚴格遵守保密條例,所有文件處理均在辦公室內完成,絕不帶出。社交方面,卑職性格內向,不善交際,業余時間多在寓所休息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,社交圈極為簡單,主要為軍中同僚及少數舊識。”
整個談話持續了約四十分鐘。王股長的問題層出不窮,時而迂回,時而直接,但我始終堅守預設的“防線”,回答得有理有據,不卑不亢,沒有露出絲毫破綻。甚至,在對方提及近期幾起“共諜案”時,我還會恰到好處地流露出好奇和“震驚”,并順勢反問一句:“王股長,聽說這些案子都很棘手,不知是否有突破性進展?也好讓大家提高警惕。”這一反問,既符合一個普通軍官的關切,也試圖從對方口中套取一點信息。
王股長對我的反問顯然有所保留,只是含糊地回應:“案情復雜,正在偵辦中,不便透露。”
最終,王股長似乎也未能獲得他想要的“收獲”。他合上記錄本,面無表情地說:“好了,聶副官,今天的談話就到這里。感謝你的配合。希望你繼續恪盡職守,嚴守紀律。”
“是!謝謝王股長提醒,卑職一定牢記。”我起身,敬禮,然后從容地離開了談話室。
走出三號樓,午后的陽光有些刺眼。我深吸一口氣,后背已被冷汗浸濕。我知道,這次談話雖然暫時過關,但意味著谷正文的視線已經更加具體地聚焦到了我的身上。未來的每一步,都必須更加如履薄冰。
回到辦公室,我向老師詳細匯報了談話的經過。老師聽完,緊繃的神情稍緩,贊許地點了點頭:“聶曦,你應對得很好,冷靜、周密,守住了陣地。這次談話,也反過來讓我們確認了一點:對方目前并沒有掌握關于我們的直接證據,更多的還是一種試探和施壓。但這更提醒我們,蔡孝乾那邊的風暴,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近。我們必須加快準備,迎接最壞的打算。”
“是,老師。”我鄭重應道。危機四伏,但我和老師的決心,也愈發堅定。我們必須在這場與時間的賽跑中,贏得生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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