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碧奎老師帶回的關于保密局正全力偵辦“共黨大頭目”案的消息,如同一道驚雷,在我(聶曦)和老師吳石心中炸響。雖然信息模糊,但指向性極強的關鍵詞——“大頭目”、“香港牽連”——讓我們幾乎立刻將懷疑的焦點鎖定在了早已被我們判定為“極度危險”的蔡孝乾(老鄭)身上。我們果斷啟動了最高級別的應對預案:徹底切割與蔡孝乾的一切關聯,全面自查自清,提升警戒等級,并緊急重新評估“朱楓”同志的接應方案。寓所內的氣氛,驟然緊張到了極點。
然而,潛伏工作的殘酷邏輯在于,危機往往不是單行線。就在我們全力應對蔡孝乾可能暴露所帶來的巨大沖擊波時,另一股潛流,也悄無聲息地逼近了。谷正文的系統,顯然并未因我們之前的“將計就計”而放松警惕,他們仍在多線并進,試圖從不同角度尋找突破口。而我,作為吳石身邊最親近的副官,自然成為了他們重點“關注”的對象之一。
就在我們收到預警后的第三天下午,我正在參謀本部外間辦公室處理一批日常文件,桌上的內部電話突然響起。我拿起聽筒,里面傳來一個略顯生硬、公事公辦的聲音:
“是聶副官嗎?我是保密局特勤處的王股長。奉上峰指示,需要對部內部分涉密崗位人員進行例行的安全談話,了解近期工作情況和個人思想動態。請你下午三點,到三號樓207談話室來一趟。”
“例行安全談話”?我的心猛地一沉。這絕非簡單的“例行公事”!在劉文忠事件余波未平、蔡孝乾案風聲鶴唳的敏感時刻,保密局再次找上門來,而且直接點名我這個副官,其用意絕非尋常。這很可能是一次更具針對性的試探,甚至是新一輪審查的開始。
“好的,王股長,我準時到。”我壓下心中的波瀾,用平靜的語氣回答,然后掛斷了電話。
我立刻起身,走進里間,向老師低聲匯報了此事。老師的眉頭瞬間鎖緊,眼中閃過一絲凝重。
“來者不善。”老師沉聲道,“這次談話,絕非‘例行’那么簡單。他們很可能掌握了一些零碎的線索,或者受到了蔡孝乾案的刺激,想從你這里打開缺口。聶曦,你必須萬分小心!”
“我明白,老師。”我肅然點頭,“他們可能會問及我的過往經歷、與各部門的接觸情況,甚至可能旁敲側擊關于您的一些細節。”
“嗯。”老師沉吟片刻,目光銳利地看著我,“應對之策,在于‘以靜制動,反客為主’。第一,堅守你的‘人設’——一個勤懇、低調、忠于職守的普通副官。所有回答必須基于這個設定,邏輯自洽,無懈可擊。第二,對于任何可能引起聯想的細節,要準備好合情合理、符合公開記錄的解釋。第三,也是關鍵,在適當的時候,可以嘗試反過來試探對方,了解他們到底掌握了什么,關注點在哪里,但必須極其謹慎,不能露出破綻。”
“是!我記住了。”我深吸一口氣,大腦開始飛速運轉,回顧并梳理自己所有公開的、可能被查證的經歷和社交網絡,準備好應對各種可能的盤問。
下午三點,我準時來到三號樓207室。這是一間陳設簡單、甚至有些壓抑的小房間,只有一張桌子,幾把椅子,窗簾半拉著。保密局特勤處的王股長(一個面色陰沉、眼神銳利的中年男子)和一名負責記錄的年輕干事已經等在那里。
“聶副官,請坐。”王股長指了指對面的椅子,語氣平淡,卻帶著一股無形的壓力。
我依言坐下,姿態端正,神情平靜。
談話開始了。王股長的問題果然比以往更加具體和深入。他先是例行公事地詢問了我的家庭背景、入伍經歷、在吳次長身邊工作的感受等。我一一作答,語氣誠懇,內容與我的檔案記錄完全一致。
接著,問題開始轉向更敏感的領域。
“聶副官,根據記錄,你去年曾因公務需要,單獨前往香港一周。能否詳細說明一下那次行程的具體任務和接觸人員?”王股長盯著我的眼睛,問道。
這是一個關鍵問題!香港之行,是我履歷中一個可能被關注的節點。我早有準備,從容答道:“報告王股長,那次是奉吳次長之命,前往香港‘華豐貿易行’,接洽一批由僑胞捐贈的軍用醫療器材的轉運事宜。全程有貿易行的經理陪同,主要接觸對象為海關人員和船運公司代表,所有活動均有詳細記錄可查。任務完成后即按期返臺。”我的回答清晰、具體,且與官方記錄吻合,不給他留下任何發揮的空間。
王股長點了點頭,在記錄本上劃了幾筆,繼續問道:“近期部內風聲較緊,劉文忠科長的事情你也知道。據我們了解,你與后勤部一些人員也有工作往來。請問,你與劉文忠本人,或他科室的其他人員,有過哪些具體接觸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