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6章 耐心的較量（第1頁）

成功應對保密局王股長那次極具針對性的“安全談話”，雖然暫時穩(wěn)住了陣腳，但我和老師吳石都清醒地認識到，這絕非危機的結束，而僅僅是更猛烈風暴來臨前的一次預演。谷正文的視線已經(jīng)如同探照燈一般，牢牢鎖定了我們所在的區(qū)域，任何一絲異常的舉動，都可能成為引爆全局的導火索。與此同時，王碧奎老師帶來的關于蔡孝乾（老鄭）可能已暴露的預警，如同一塊沉重的烏云，始終籠罩在心頭，預示著臺灣地下黨組織可能面臨滅頂之災，也使得我們與“朱楓”同志預定的接應計劃，蒙上了巨大的陰影。

在這種內(nèi)外交困、危機四伏的極端壓力下，最考驗人的，不再是急智和勇氣，而是近乎極致的耐心。

日子在一種高度壓抑的平靜中一天天流逝。寓所和參謀本部兩點一線的生活，規(guī)律得近乎刻板。老師依舊每日處理著堆積如山的軍務，參加會議，批閱文件，展現(xiàn)出勤勉干練的將領形象。我則繼續(xù)扮演著沉默高效、毫不起眼的副官角色，將一切可能引起關注的行為降至最低。我們?nèi)缤罾暇毜墨C人，在獵物（敵人）的巢穴附近，屏息凝神，將自身的存在感消弭于無形。

然而，內(nèi)心的焦灼卻與日俱增。我們手中積壓的情報——關于敵軍海空軍真實戰(zhàn)力、后勤窘境、戰(zhàn)略重心可能南移的判斷等等——其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衰減，亟待送出。而最令人牽掛的，是“朱楓”同志的消息。自上次收到“即將赴臺”的密電后，便再無新的指令傳來。約定的接應時間窗口已經(jīng)過去，海峽對岸一片沉寂。這種等待，充滿了未知與變數(shù)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

一天深夜，書房內(nèi)燈光昏黃。老師沒有像往常一樣伏案工作，而是站在窗前，望著窗外沉沉的夜色，久久不語。我安靜地站在一旁，能感受到他周身散發(fā)出的那種沉重壓力。

“聶曦，”良久，老師緩緩開口，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，“‘朱楓’同志那邊，還是沒有消息。”

“是，老師。約定的時間已經(jīng)過了。”我低聲回應，心中同樣沉重。

老師轉過身，目光深邃地看著我：“你知道，我現(xiàn)在最擔心的是什么嗎？”

我沉吟片刻，道：“學生以為，老師一是擔心‘朱楓’同志的安全，赴臺之路兇險萬分；二是擔心我們這邊的接應環(huán)境持續(xù)惡化，蔡孝乾那邊一旦出事，可能會波及到我們的預定方案；三是擔心……時間拖得越久，我們手中情報的價值就越打折扣，夜長夢多。”

“你說得對，但還有一點，”老師的聲音異常凝重，“我擔心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，我們自己會失去耐心，會產(chǎn)生僥幸心理，會忍不住想要做點什么，去打破這種僵局。”

他走到書桌前，手指重重地點在桌面上：“這才是最危險的！潛伏之道，貴在藏匿，更貴在忍耐。敵我雙方，此刻比拼的不僅是情報和手段，更是意志和定力！谷正文在等我們犯錯，在等我們沉不住氣，在等我們因為焦慮而露出破綻。我們現(xiàn)在任何看似‘積極’的行動，無論是試圖主動聯(lián)系外界，還是調(diào)整接應方式，在敵人高度戒備的眼下，都無異于自投羅網(wǎng)，只會加速我們的暴露！”

我凜然受教。老師的話一針見血。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面前，保持絕對的靜止和耐心，才是最強大、也最艱難的武器。

“老師教誨的是。”我肅然道，“越是關鍵時刻，越要沉得住氣。我們必須相信‘老家’的安排，相信‘朱楓’同志的能力。在她沒有發(fā)出明確信號之前，我們唯一能做的，也是必須做的，就是繼續(xù)蟄伏，鞏固自身，確保當機會來臨時，我們有能力抓住它，而不是因為之前的妄動而已經(jīng)身陷囹圄。”

“沒錯！”老師贊許地點點頭，眼中重新燃起堅定的光芒，“我們要把這段等待期，變成鞏固防線的時期。一方面，繼續(xù)深化對已獲情報的分析，去蕪存菁，使其價值最大化；另一方面，要更加細致地排查我們自身可能存在的任何細微漏洞，完善應急方案。同時，要密切觀察外界動向，特別是蔡孝乾案的進展和保密局的部署變化，隨時調(diào)整我們的策略。”

“是！學生明白。”我感受到老師話語中傳遞出的強大定力，內(nèi)心的焦躁也漸漸平復下來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我們真正將“耐心”二字奉為最高準則。工作重心徹底轉向內(nèi)部深耕和防御鞏固。

在情報分析方面，我和老師利用這段“靜默期”，對前期獲取的所有信息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交叉驗證和系統(tǒng)性梳理。我們不再滿足于孤立的數(shù)據(jù)和現(xiàn)象，而是試圖構建一個更完整的邏輯模型，來解釋敵軍防務體系的內(nèi)在矛盾和脆弱性。例如，將海軍艦艇出勤率低與南部港口擴建、空軍故障率高與燃油供應緊張、陸軍老兵抽調(diào)與南部訓練基地啟用等現(xiàn)象聯(lián)系起來，相互印證，使得“戰(zhàn)略重心南移、戰(zhàn)力外強中干”的判斷更加堅實可信。

在自身安全方面，我們進行了新一輪的、更徹底的自我審查。從公文流轉的每一個簽名、每一次電話記錄的時間點、到日常生活中最不經(jīng)意的言行習慣，都反復推敲，確保沒有任何可能被關聯(lián)或曲解的蛛絲馬跡。王碧奎老師也將家庭防護做得更加滴水不漏，連孩子們在外面的言行都進行了更細致的引導。

在外界觀察方面，我像最警覺的哨兵，時刻關注著參謀本部內(nèi)的任何風吹草動，留意保密局人員的活動規(guī)律，并通過極其隱秘的渠道，探聽關于蔡孝乾案的任何傳聞。雖然得到的消息支離破碎且真?zhèn)坞y辨，但至少能讓我們感知到外部壓力的變化。

這場耐心的較量，枯燥、漫長，且充滿心理壓力。它考驗的不僅是我們的專業(yè)能力，更是我們的神經(jīng)強度。我們像潛入深海的潛艇，關閉了所有主動聲納，在絕對的寂靜中，依靠最細微的被動感知，判斷著周圍的險惡環(huán)境，等待著上浮的指令。

時間悄然進入了1950年的2月。臺北的冬天陰冷潮濕，一如我們此刻的心情。但我和老師的眼神，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沉靜和堅定。我們知道，真正的決戰(zhàn)，往往爆發(fā)于最漫長的僵持之后。我們積蓄著力量，磨礪著意志，等待著那個必將到來、也必須是屬于我們的——驚蟄之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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