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1章 蔡孝乾的應對（第1頁）

谷正文“打草驚蛇”的策略，如同持續不斷的、沉悶的擂鼓聲，重重敲擊在臺北市的上空，也清晰地傳入了身處風暴中心的蔡孝乾（“張先生”）耳中。街頭巷尾驟然增多的巡邏隊、路口不時出現的臨時檢查點、以及公共場所那些目光銳利的陌生面孔，都像一根根無形的針，刺向他那因奢靡生活和潛在危機而早已不再堅韌的神經。

他確實感受到了壓力，一種不同于以往、更加具體和無處不在的壓迫感。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告訴他，這種環境的變化絕非偶然，很可能是沖著他來的，或者至少，他已經被籠罩在了一張正在收緊的大網之中。

在這種壓力下，蔡孝乾做出了一些應對。他并非毫無警覺的庸才，殘存的職業本能促使他采取了一些措施，試圖降低風險：

減少公開露面：他明顯減少了前往“百樂門”等過于招搖的娛樂場所的頻率，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應酬也被推掉。外出時，他更多地選擇乘坐封閉性更好的轎車，而非顯眼的黃包車。

加強行動隱蔽性：與下線的接頭，他變得更加謹慎。接頭地點選擇得更加偏僻、多變，時間也更傾向于選擇人流量稀少的深夜或清晨。接頭過程力求簡短，有時甚至只是擦肩而過的瞬間信息傳遞。

審視周邊環境：他外出時，會更加留意是否有人跟蹤，偶爾會突然改變路線或進入商店以觀察身后。對于住所附近的陌生車輛和人員，他也多了一份警惕。

從表面看，這些行為顯示出他具備一定的反偵察意識和應對能力。如果他能將這種謹慎貫徹到底，徹底轉入深度潛伏，或許還能爭取到一絲喘息之機。

然而，谷正文的心理畫像精準地捕捉到了他性格中的致命缺陷——自負與僥幸心理。正是這兩點，使得他的“應對”充滿了巨大的隱患，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錯誤。

蔡孝乾的“謹慎”是有限度的，是建立在“自己能夠掌控局面”的盲目自信之上的。他內心深處并不相信敵人已經掌握了確鑿證據，或者認為憑借自己的經驗和能力，足以在敵人的監視下完成關鍵任務。他低估了谷正文的決心和手段，高估了自己的運氣和能耐。

因此，他的“應對”呈現出一種矛盾而危險的狀態：

核心工作未停：他并未完全停止地下活動。重要的會議、情報傳遞、經費交接等核心工作，在他看來仍是“必要”的，他自信能夠通過“更隱蔽”的方式完成。這種不愿放棄“業務”的心態，恰恰暴露了他對危險程度的誤判和對自身能力的過度自信。

生活習氣難改：盡管減少了去最頂級的場所，但他依然維持著遠超普通潛伏人員的高消費水平，只是轉移到了相對不那么顯眼但依然奢華的地方。他對物質享受的依賴，使得他難以真正做到“清苦”和“低調”，這繼續為他留下致命的線索。

僥幸心理作祟：他可能將increased的巡邏和檢查視為常規的戒嚴升級，而非針對性的搜捕前奏。他告訴自己，只要更加小心，就能避開風險。這種僥幸心理，麻痹了他的警惕性，使他無法做出壯士斷腕般的徹底隱匿的決斷。

因此，蔡孝乾的“應對”，在谷正文眼中，可能恰恰印證了其“大魚”的身份和正在承受壓力的狀態，甚至可能因為其“更隱蔽”的活動方式，反而為保密局的監控提供了新的、更清晰的線索。他就像一只被驚擾的兔子，雖然開始躲藏，但奔跑的軌跡反而更容易被獵人捕捉。

這些發生在暗處的博弈與應對，其細節我們（吳石、聶曦）自然無法悉知。但通過我們自身感受到的、日益緊張的外部環境，以及通過隱秘渠道傳來的、關于蔡孝乾系統活動似乎并未完全停止的模糊信息，我們得出了與谷正文相似的、卻更加令我們焦慮的判斷。

“他還在活動……”書房內，老師吳石在聽到一些零碎信息后，臉色陰沉得能滴出水來，他重重地嘆了口氣，語氣中充滿了無奈與憤怒，“在這種時候，他居然還沒有完全靜默！他這是……這是在玩火自焚！會害死所有人的！”

我們深知，蔡孝乾這種“有限度”的應對，非但不能避險，反而可能加速災難的來臨。他每一次“成功”的隱蔽活動，都可能是在為敵人提供更精確的定位。

“老師，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準備了。”我聲音低沉，“蔡孝乾這艘船，沉沒只是時間問題。我們現在要考慮的，是如何在船沉時，盡量減小波及范圍，并確保‘火種’（朱諶之同志和情報）的安全。”

“沒錯。”老師目光決然，“再次確認我們的緊急預案。一旦得到蔡孝乾被捕的確切消息，我們必須第一時間啟動最終方案，不惜一切代價，也要嘗試保住朱楓同志！”

“是！”

我們如同站在即將潰堤的河岸上，眼睜睜看著上游的洪水不斷上漲，而堤壩上卻還有人在徒勞地試圖用沙包修補裂縫。蔡孝乾的“應對”，在我們看來，不是希望，而是絕望的倒計時。下一步，驚濤駭浪，恐將吞噬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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