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二十八年二月,驚蟄前后。
西北高原的風,裹挾著黃河上游的泥沙,在隴東大地上呼嘯盤旋。這風刮過干涸的溝壑,掀起遮天蔽日的黃土;刮過光禿禿的塬頂,發出如泣如訴的嗚咽。就在這天地一片昏黃之中,一支望不到頭的隊伍,正沿著古老的驛道,自東向西,沉默而堅定地行進。
這正是獨立師。
自去年十二月離開西安地界,這支隊伍已在路上走了四十余天。四十余天,一千二百余里路,從八百里秦川到隴東高原,從渭河平原到黃河峽谷。他們穿越了十三個縣,渡過了七條河流,翻越了五道山梁。
如今,他們終于抵達了甘肅東部邊境。
陸銘凡勒馬駐足在一處高坡上,破損的軍大衣下擺被風吹得獵獵作響。他摘下蒙面的毛巾,露出一張被風沙雕刻得更加棱角分明的臉。那雙眼睛,依舊銳利如鷹,此刻正俯瞰著坡下蜿蜒行進的隊伍。
坡下,是獨立師的滾滾洪流。
前鋒是周貴林的騎兵團。四百余騎,清一色的蒙古馬,馬背上挎著繳獲的日軍馬槍或自制的騎步槍。騎兵們用布條蒙住口鼻,只露出一雙眼睛,在風沙中依然保持著警戒隊形。馬蹄踏起滾滾黃塵,與天地間的風沙融為一體。
緊隨其后的是趙虎的2旅。這支最早壯大的部隊,如今已擴充至八千余人,分作四個步兵團、一個炮兵營。隊伍中,嶄新的中正式步槍與繳獲的三八式步槍混雜,輕重機槍的數量明顯增多。最引人注目的是炮兵營那十二門山炮、野炮——有太原兵工廠的晉造,有金陵兵工廠的仿制,甚至還有兩門在渭南“意外”接收的德制75毫米步兵炮。
陳昭明的1旅沉穩如山。七千余人,軍容最為嚴整,行軍節奏始終如一。這支以原獨立師老骨干為核心的部隊,如今每個連都配備了至少兩挺輕機槍,每個營都有一個機炮連。陳昭明騎馬行于隊首,背脊挺直如松,仿佛這四十余天的風餐露宿,只是尋常操練。
孫建國的3旅帶著悲壯氣息。他們在西安以東的“偵察布防”中,與日軍小股部隊發生過幾次交火,傷亡三百余人,但也帶回了二百多支步槍和五挺機槍。此刻,這支六千余人的隊伍中,不少士兵胳膊上還纏著繃帶,但眼神中的火焰卻燃燒得更加熾烈。
最后是龐大的師直屬部隊和后勤縱隊:炮兵團、工兵營、輜重營、野戰醫院、新兵訓練營……還有那些自愿跟隨部隊西行的百姓——多是陣亡將士的家屬或沿途收容的難民,總數竟有四千余人。近百輛大車、騾馬車,載著糧食、彈藥、醫療器械,以及最重要的——那些從西安秘密運出的機床零件和小型設備。
整支隊伍,綿延二十余里,如一條灰色巨龍,在黃土高原上緩緩蠕動。
“師座。”趙承業策馬來到坡上,臉上同樣蒙著厚厚的塵土,只有眼睛清澈明亮,“偵察連報告,前方三十里便是涇川縣境。按照預定計劃,我軍將在涇川休整三日,而后沿涇河河谷繼續西進,經平涼、固原,直抵蘭州。”
陸銘凡點了點頭,沒有立即說話。他的目光越過行軍的隊伍,投向更遠的西方。那里,天地蒼茫,群山如黛。
“承業,”他忽然開口,聲音在風沙中顯得有些飄忽,“這一路上,我們收了多少人?”
趙承業從懷里掏出一個牛皮封面的筆記本,翻開,上面密密麻麻記載著各部隊每日上報的兵員數字。
“自西安出發時,全軍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三人。”他清了清嗓子,“這四十余天,各旅分散招募,加上沿途加入的散兵、學生、青年農民……截止昨日傍晚統計,全軍實有員額——”
他頓了頓,抬起頭,眼中閃過一道光。
“五萬一千七百二十八人。”
陸銘凡的嘴角,極輕微地向上牽動了一下。
五萬余人。
這個數字,在他耳中,比任何凱歌都更加動聽。這五萬余人,不是抓來的壯丁,不是強征的民夫,而是自愿拿起槍、愿意跟著獨立師這面旗走下去的中華兒郎。他們中有經歷過淞滬、徐州血戰的老兵,有從淪陷區逃出的學生,有關中平原的農家子弟,甚至還有十幾個從延安抗大畢業、主動要求加入的年輕軍官。
“裝備情況?”陸銘凡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