谷正文“周密部署”的死亡之網,已在夜幕下悄無聲息地合攏。臺北近郊那處作為“最后晚餐會”地點的安全屋,連同其周邊區域,已化為一座無形的鐵籠,只待時辰一到,便要發出雷霆一擊。肅殺之氣,如同不斷積聚的電荷,彌漫在城市的空氣中,壓抑得令人窒息。
而在風暴眼的中心——那處即將舉行會議的郊外院落內,此刻卻呈現出一種詭異的、暴風雨前的短暫寧靜。會議的召集者,蔡孝乾(“張先生”),已于傍晚時分,悄然抵達此處。他獨自坐在布置簡潔的客廳里,窗外是沉沉的夜色,萬籟俱寂。
然而,這死寂的寧靜,卻未能給他帶來絲毫心安。一種莫名的、強烈的心悸,如同冰冷的毒蛇,纏繞在他的心頭,越收越緊。這是他多年地下生涯中,從未有過的糟糕預感。或許是連日來的高度緊張耗盡了心力,或許是動物本能在發出最后的警報,又或許,是潛意識里對那過于“順利”的蟄伏與重啟產生了懷疑。
他坐立不安,起身在房間里踱步。最終,他走到內室,從隨身攜帶的皮箱夾層中,取出了一把保養良好的勃朗寧手槍。冰涼的金屬觸感,讓他打了個寒顫。他熟練地退出彈夾,檢查子彈是否壓滿,然后又“咔嚓”一聲推上,打開保險,將槍貼身藏在了長衫內袋里。這個動作,與其說是為了戰斗,不如說是一種尋求心理安慰的儀式,仿佛握住了槍,就握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
他走到窗邊,撩開厚重窗簾的一角,警惕地向外窺視。夜色濃重,院外的小路空無一人,只有風吹過樹梢的沙沙聲。一切看起來平靜如常。他試圖說服自己:這個地方是新的,絕對安全;與會者都是最核心、最可靠的同志;會議內容至關重要,必須召開。他將那該死的心悸,歸咎于自己近期壓力過大產生的神經衰弱。
但內心深處的不安,卻揮之不去。他沉吟片刻,走到書桌前,拿起電話(安全屋內有一條經過偽裝的專線,極其隱秘)。他猶豫了一下,最終還是撥通了一個號碼。接電話的是他那位年輕貌美的女友(并非同志,但知曉他部分身份)。
“是我,”蔡孝乾的聲音壓得很低,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沙啞,“聽著,明天……明天這個時候,如果我沒有給你打電話,也沒有按約定方式聯系你,你不要等,也不要打聽。立刻離開住處,去我告訴過你的那個地方,用準備好的證件和錢,想辦法……去香港。”
電話那頭傳來女人驚慌的詢問聲。
“別問那么多!”蔡孝乾粗暴地打斷她,語氣焦躁,“按我說的做!記住,就明天!過了明天這個點,如果我沒事,我會聯系你。如果……如果沒有,你就立刻走!永遠不要再回來!聽明白了嗎?”
在得到對方帶著哭音的肯定答復后,蔡孝乾不等她再多說,便重重地掛斷了電話。他長吁一口氣,仿佛卸下了一個包袱,但心頭的那塊巨石,卻并未減輕分毫。他這是在安排后路,一種近乎絕望的、下意識的安排。這個舉動本身,就暴露了他內心深處對明日之會那無法言說的巨大恐懼。
然而,可悲的是,即便到了這一步,他那深入骨髓的自負與僥幸心理,再次占據了上風。他努力驅散心中的陰霾,強行給自己打氣:“不會有事的……這個地方絕對安全,保密局不可能找到這里。會議很快結束,布置完任務大家就分散,風險可控……是我自己太緊張了。”
他試圖用理性分析來壓制本能的不安,卻不知,他所有的行動,都已落入對手的算計之中。他檢查槍支、安排后路的每一個細節,都可能通過那個隱藏的內線,變成了谷正文案頭上確認其位置和心態的又一條情報。
這個風雨前夜,對寓所中的我們(吳石、聶曦)而言,同樣是一個不眠之夜。城西方向異乎尋常的軍事管制風聲,以及那種幾乎凝為實質的肅殺之氣,讓我們確信,最終的時刻就在眼前。
“老師,就是今晚了。”我站在書房門口,聲音低沉。
老師吳石沒有開燈,靜靜地坐在黑暗中,只有煙斗的火星忽明忽暗。他良久才緩緩道:“他(蔡孝乾)……在劫難逃了。只希望,不要牽連太廣……”
他的話語中,充滿了無力回天的悲涼。我們像坐在一座即將噴發的火山腳下,能清晰地感受到腳下傳來的、越來越劇烈的震動,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,無能為力。
“聶曦,”老師的聲音在黑暗中響起,異常平靜,“記住我們的位置,記住我們的使命。無論發生什么,活下去,把‘東西’送出去。”
“學生……謹記!”我肅然應道,喉頭有些哽咽。
夜色,在極度壓抑的寂靜中,一分一秒地流逝。風暴前夜,最后的寧靜,殘忍而漫長。當時鐘的指針一步步逼近那個注定的時刻,所有的僥幸、不安、部署與等待,都將迎來最終的、血與火的裁決。下一步,將是地獄之門的轟然洞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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